返回目錄
第五誡：
不可殺人。（出谷紀 20:13）
你們一向聽過對古人說：「不可殺人！誰若殺了人，應受裁判。」我卻對你們說：凡向自己弟兄發怒的，就要受裁判。（瑪竇福音 5:21–22）
如果你收看任何電視台的晚間新聞，或翻閱當地報紙，很可能就會看到最新的謀殺案件報導。這是多麼令人悲傷的現實！謀殺令人髮指，也是人類最深重的悲劇之一。或許正因如此，它也是新聞報導中最引人注目的頭條之一。
即使在聖經中，我們最早讀到的故事之一，就是加音殺死亞伯爾的故事（創世紀 4:8）。謀殺自人類歷史之初便已存在，也將永遠是我們世上最令人震驚、最可怕的行為之一。
但是，第五誡對我們所說的，只有謀殺這一件事嗎？當然不是。謀殺，也就是蓄意奪取無辜者的生命，或許是違反這條誡命最嚴重的方式。然而，從這種最極端的毀滅行為往下看，還有許多其他形式的仇恨、憤怒，以及對人類生命神聖性的不尊重。
讓我們先從最基本的違反這條誡命的方式談起。接著，我們會看看在什麼情況下，殺人實際上可能是正當的，甚至是一項義務。最後，我們將探討這條誡命如何召叫我們尋求和平，並尊重每一個人的尊嚴。
底線：不可謀殺
最直接違反這條誡命的行為，就是蓄意謀殺。在這類罪行中，有各種因素和情況值得探討。此外，因疏於行善或疏忽照顧而導致他人死亡或受傷的罪過與重大惡行，也同樣違反這條誡命。以下概述直接或間接違反這條誡命的主要方式。
故意殺人：當一個人直接、自願並蓄意奪取無辜者的生命時，這就是最嚴重的罪。這種罪被稱為「向天呼號、要求伸冤」的罪。這種行為毫無正當理由，並會造成難以想像的傷害。在這些重罪之中，最嚴重的莫過於殺害自己的家人，因為這也違反了必須受到尊重的自然紐帶。不過，任何形式的謀殺都是嚴重且極其不義的。
墮胎： 人的生命始於受孕。這是我們必須接受的基本真理。這不僅在純粹理性的層面上合乎道理，在科學的層面上也同樣如此。在受孕的那一刻，這個新生命的 DNA 就是獨一無二的。這是人的生命。因此，我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從受孕的那一刻起，這個新的人類生命就具有與任何人相同的尊嚴和權利。
現代世界常見的一種扭曲觀念，是認為母胎中剛形成的人，不知何故只是母親身體的一部分。的確，這孩子無法脫離母親的身體而存活。這是天主為孕育新生命所作的安排。但新生的孩子無法獨立生存，並不表示其生命就較不神聖，或較不值得受到尊重和保護。每一個生命都必須受到同等的保護與照顧。
有時我們會聽到有人，尤其是政治人物，說他們只在強暴及亂倫的情況下支持墮胎。毫無疑問，這些都是可怕的行為，而且強暴與亂倫的行為，無論何時何地，都必須受到譴責。犯下這些行為的人必須承擔責任，社會也必須受到保護，免受他們侵害，使他們不再重犯。
話雖如此，這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新的人類生命就是新的人類生命。即使這個新生命是因強暴或亂倫的悲劇而來，仍然是人的生命。在這種情況下，整個家族和全社會都務必盡力提供一切必要的情感、靈性，甚至經濟上的支持，幫助母親生下這個新生命。孩子出生後，也必須竭盡所能幫助母親作出正確的決定，選擇讓孩子由她本人、家人撫養，或交由他人收養。
此外，也必須考量母親的健康。在極少數情況下，會發生輸卵管妊娠。根據目前的醫學，這類妊娠成功的機率為零。在這種情況下，而且僅限於這種情況，會運用一項傳統原則，稱為「雙重效果原則」。雙重效果的意思是，醫師可以切除即將破裂的那一段輸卵管，以挽救母親的生命，即使他知道這意味著孩子將立即死亡。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意圖並非墮胎，因此孩子的死亡也不是所意圖的。換言之，雖然明知孩子會死亡，但因別無選擇，所以這樣做是可以允許的。此外，如果醫師有任何方法能幫助附著在輸卵管上的孩子改為附著在子宮內，就必須採取這樣的做法。如果在醫學上無法做到，那麼切除那一段輸卵管就是唯一的選擇。再次強調，在這種情況下，孩子的死亡並非直接意圖的結果，而只是一個非出於本意、令人悲傷且無法避免的後果。
懷孕也可能引發許多其他健康問題。在這些情況下，必須盡一切努力照顧母親和孩子，但為了保障母親的健康，而蓄意且直接奪走孩子的生命，始終是錯誤的。這是非常艱難的處境；因此，再次強調，必須盡一切努力幫助母親和孩子都能存活，並保持健康。
近年來，一種令人悲傷的做法是選擇性墮胎。當父母設法查明尚未出生的孩子是否健康，或是否有某種遺傳或其他嚴重缺陷時，就可能發生這種情況。很多時候，若孩子有明顯的身體「缺陷」，醫師就會建議墮胎。這絕無正當理由。如果目的是讓父母為任何健康問題做好準備，那麼進行這類合理的檢查或許是可以的。但是，蓄意墮掉有任何缺陷的孩子，仍然是墮胎，因此就是謀殺一個身心障礙的孩子。
間接殺人：與蓄意殺人相關的另一種罪，是因疏於履行自己的責任而導致他人死亡。例如，父母疏於照顧孩子，以致孩子死亡，應被視為這一類罪中最嚴重的罪過。
掌握公權力的人若未能照顧託付給他們的人民的需要，也可能構成疏忽。例如，如果某個社會中存在嚴重的貧窮與飢餓，而掌握公權力的人有能力協助改善，卻出於自私的動機而不採取行動，這就是嚴重的疏忽，也是有罪的。
雖然責任的程度較輕，我們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也都蒙召作「兄弟的看守人」。這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蒙召關心他人的福祉。如果我們疏於履行促進眾人共同福祉的責任，那麼對於那些我們原本能協助解決的問題，我們也負有部分責任。這不僅可能包括導致他人死亡的疏忽，也可能包括使他人陷於貧窮、絕望、孤獨和傷痛的疏忽。這種疏忽可能有許多形式，因此，為了本文的目的，我們只談一般原則，讓這些原則更直接地應用在你生活中的每一個具體處境。請想一想，在照顧他人、增進他人福祉方面，尤其是對那些最有需要的人，你可能有責任做些什麼。
自殺： 自殺就是蓄意奪走自己的生命。這個議題需要直接面對，但也必須極其細膩、審慎地處理。首先，自殺始終是錯誤的。天主是生命的創造者，唯有祂有權取走我們的生命。我們對自己的生死並沒有完全的決定權。
話雖如此，我們也應十分審慎地辨明，一個人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背後，還涉及許多其他問題。很多時候，當一個人自殺後，家人便陷入深深的痛苦、困惑與失落之中。許多人會想：「我的孩子、配偶、朋友等，現在是不是在地獄裡？他們是否犯了大罪，因此下了地獄？」這種問題連想都不宜想。對這個問題，恰當的回答很簡單——不要往那方面想！
連這個問題都應避免去想，理由如下。是的，奪去自己的生命，確實是嚴重的事，是嚴重的錯誤。然而，接著也應坦誠地說，一個人要在完全明知、意志完全同意的情況下自殺，是極不可能、甚至或許不可能的。為什麼？因為幾乎可以確定，自殺的人正承受著某種嚴重的傷痛、憂鬱、困惑或類似的困擾。幾乎總有某種能大幅減輕罪責的情況，使當事人對這個行為所負的罪責遠非完全的罪責。
自殺留下深深的創傷，也留下許多疑問。留下來的親人很可能會想，自己是否做錯了什麼，是否原本還能多做些什麼，或是否早該察覺到這件事會發生。這些就是那些「早知道就會……」「本來應該……」「原本可以……」的念頭。家人務必留心，切勿陷入深深的悔恨，認為自己當時「應該」做這個或做那個。
的確，隨著時間過去，失去摯愛的經驗可能會幫助你更加關心、憐惜他人，尤其是其他正在受苦的家人。但是，沉溺於悔恨和那些再也無法改變的事，並不能使你所愛的人回來。要不斷設法將這一切交託給天主，讓天主來處理。天主對那位自殺者的愛，遠遠超過任何人；這位充滿愛與慈悲的天主，必會作出正確的處置。
安樂死： 有一種形式的自殺值得特別關注，那就是安樂死。許多人將安樂死視為「仁慈的殺害」。但說實話，其中並沒有任何仁慈可言。的確，當一個人承受極大的痛苦時，人們往往會想減輕他的痛苦。在某些情況下，人們會認為痛苦已經嚴重到可以奪走他的生命，好讓痛苦就此結束。但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憐憫心在起作用。
當有人受苦時，理想的做法是按其需要給予同情與關懷。「同情」（compassion）這個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與人一同受苦」。這意味著人們深入他人的生命，在他們受苦時陪伴在旁；也意味著在他們的痛苦中愛他們，幫助他們背負肩上的重擔。
真正的慈悲，是以迫切需要愛的人所需要的方式去愛他們。奪去他們的生命，或許是擺脫痛苦最快、最容易的途徑，卻不是對待他們最有憐憫之心的方式。真正的憐憫，意味著我們竭盡所能，幫助他們即使在極大的痛苦中，仍能有尊嚴地生活。我們必須幫助他們，即使在痛苦中也能找到意義，並學習將那份痛苦與基督的十字架結合。耶穌深知疼痛與苦難。祂親身經歷過，深切體會，也能轉化這一切。真正的憐憫，是設法幫助受苦的人將自己的痛苦奉獻給基督，好讓耶穌親自把這些痛苦帶到祂自己的十字架上，賜下他們所需的平安，使他們能繼續有尊嚴、有力量地生活。
因此，直接殺害生命，即使當事人自己想死，也總是錯的。天主是生命的創造者，唯有天主能收回生命。我們絕沒有權利結束自己的生命，也沒有權利請別人協助自己死亡，即使這看來是擺脫某種痛苦的途徑。
最後，應當指出，人在生命的末期接受止痛藥物，可能對他有很大的益處。有時，止痛藥物會加速病人的死亡。雙重效果原則在此同樣適用。在這種情況下，若給予止痛藥物是為了減輕當下的痛苦，只要意圖純粹是緩解疼痛，就是可以的。即使非出於本意的後果是使病人更快死亡，這樣做仍是可以的，甚至可能是好的做法。但這也可能使人滑向危險的斜坡，因此必須格外謹慎。醫療專業人員必須確保，不會給予過量的止痛藥物，為的是使病人更快死亡。這種情形實在太常發生，因此必須設有定期的查核與制衡機制，確保止痛藥物的使用僅限於合理的程度。
我們對安樂死的探討到此已足夠。不過，本章稍後還會進一步討論其他與「生命末期」有關的問題及考量。
其他考量： 此外，惡言、誹謗、嘲弄、閒言閒語等，也違反這條誡命，因為這些行為會「扼殺」他人的品格與名譽。這侵犯了他們基本的人性尊嚴。甚至憤怒的念頭，也可能是在內心違反這條誡命。我們蒙召去愛、去寬恕；當我們不肯給予愛與寬恕時，就是違反了這條誡命。
其他違反這條誡命的行為包括：使用非法藥物或濫用處方藥、疏於妥善照顧自己的身體、飲食過量、睡眠過多、過量飲酒、過度關注自己的健康或外貌、種族歧視、虐待動物等等。
必須尊重人的尊嚴
重視他人的得救： 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促進他人的益處。我們必須以言語和榜樣，幫助他們行善避惡。當一個人導致另一個人犯罪時，這就是立惡表。《天主教教理》如此界定惡表：「惡表是一種引人作惡的態度或行為。立惡表的人，成了近人的誘惑者」（#2284）。
從另一面來看，我們應當在這條誡命中看見一份召叫：造就他人，並幫助、鼓勵他們走在成聖的道路上。目標就是以我們的言語和行動為善作見證。
尊重健康與身體： 我們的身體是聖神的宮殿，應當以這樣的眼光來照顧。因此，因過量飲食、飲酒或用藥而糟蹋自己的身體，就是違反這條誡命。我們的目標是妥善照顧自己的健康，也幫助促進他人的健康。
科學是一項莫大的恩惠，因為它揭開了天主所設計、創造的世界的奧祕。然而，科學也有其道德界限。本章稍後的「醫療倫理」一節，將說明這方面的具體例子。
酷刑也可歸入這個範疇，因為它涉及為了取得資訊而直接傷害人的身體或心靈。這違反了人的尊嚴，即使被認為能有效取得重要資訊，也不應予以容許。人的尊嚴，即使是罪犯的尊嚴，也必須始終受到尊重。
最後，除非是為了醫療目的，例如為阻止感染而截肢，否則絕不容許直接殘割身體的任何部位。
尊重亡者： 離開這個世界的人，已不再居於自己的身體內。然而，身體仍是神聖的，因為它是天主所造的，並且將在末日復活。因此，我們應當用心妥善安葬親人的遺體，藉此宣認我們對肉身復活的信仰。
殺人何時不算謀殺
殺人與謀殺之間有區別嗎？有的，而且這是個重要的區別。第五誡並非禁止我們殺人，而是禁止我們謀殺。
謀殺是指在沒有正當理由的情況下，奪取無辜者的生命。當然，這個定義也清楚表明，在某些情況下，奪取生命是有正當理由的。那是殺人，卻不是謀殺。讓我們來看看兩者的區別，以及一些例子。
正當自衛： 自衛是我們每個人都擁有的權利，甚至是一項義務。耶穌用來總括全部道德法律的第二條誡命說：「愛你的近人，如同愛你自己。」愛自己當然意味著，我們必須保衛自己，保護自己免受他人不義的侵害。因此，如果有人企圖嚴重傷害我們，自衛的權利就是絕對的。
然而，對於自衛與自保的權利，我們必須作一個重要的細緻區分。假設有人生你的氣，打了你一拳，卻完全無意使你受到嚴重傷害。你有權當場開槍射擊他嗎？沒有，因為那已超出了保護自己所必需的程度。自衛的權利容許你採取的行動，僅限於保護自己所必需的行動。不過，有許多罕見但可以想像的情況，為了保障自身安全和自衛，最終必須對侵害者施以致命的一擊。在這種情況下，重要的是，你的意圖必須是自衛，而不是殺人。兩者是有區別的。只有自衛的意圖，意味著你只會採取制止侵害者所必需的行動。如果唯一良善而合理的選擇，是某種可能導致對方死亡的行動，那麼，只要對方正懷著殺死你或嚴重傷害你的意圖向你襲來，這樣做就是可以的。在這種情況下，你的意圖是自衛，但你也知道，可能產生一個次要、非出於本意的效果，就是奪去對方的生命。
同樣重要的是，要注意有些人蒙召保護他人的權利與生命。例如，父母有責任保護自己的孩子。如果有不義的侵犯者正在傷害孩子，父母就必須介入；如果這種合理的介入導致侵犯者意外死亡（意即原本的意圖是保護孩子），那麼這是可以容許的。受託保護社會的人，例如警察和軍人，也適用同樣的原則。下文將對此作進一步說明。
當然，在這些例子中，我們談的是極為嚴重、需要自衛的情況。一生中真正需要採取這種程度自衛的人非常少。儘管如此，即使實際上從未出現這種需要，理解其中的原則仍然很重要。
保護社會：有些人受託承擔保護社會的責任。在國內，警察站在維護社區安全的第一線。在國家層面，軍隊受託保衛我們。上述原則都適用於這兩類人；當殺人是保護他人唯一適當的手段時，便是可以容許的。
警察（以及擔任類似職務的人）的職責，是由社會中的合法當局所賦予的。地方、州或聯邦政府會委派他們遵循特定的實務規範與程序，以維護社區安全。有時，這些做法會涉及使用致命武力來制止不義的侵犯者。應當始終設有健全的監督與制衡機制，確保不會使用過度的武力。然而，只要警員在其合法權限內行事，使用致命武力來保護受託照顧的公民，有時不僅是他們的權利，甚至也是他們的責任。
軍隊也應遵循同樣的自衛原則。當合法當局（例如總統）為了制止某個團體或另一個國家的不義侵略而宣戰時，參戰是正當的。這裡有兩點需要注意。首先，三軍統帥必須審慎判斷這是否是一場正義戰爭。其次，軍人只有在必要時，且只有在合法當局（三軍統帥）許可的情況下，才可使用致命武力，而目的僅限於制止侵犯者。說明了這些之後，以下便是「正義戰爭理論」背後的基本道德原則。
正義戰爭理論：以下是《天主教教理》（第2309條）所列出、足以支持一場戰爭為正義戰爭的條件：
—侵犯者對國家或國際社會造成的損害，必須是持久、嚴重而確定的；
—所有其他終止侵害的手段，都必須已證明不可行或無效；
—必須有確實的成功希望；
—使用武力不得造成比所要消除的惡更嚴重的禍害與混亂。在評估這項條件時，現代毀滅性武器的威力是極其重要的考量。
基本上，只有在以下情況下才容許開戰：為保護國家免受不義侵犯者嚴重而持續的傷害，戰爭確有必要；為促成和平，其他一切方法都已嘗試過；戰爭看來是終止不義侵略的正當方式；而且判斷最終結果會比目前的情況更好。任何國家的三軍統帥在宣戰之前，都必須先滿足以上所有條件。
如果這些條件未能滿足，又該如何呢？軍人仍有義務參戰嗎？這就進入了一個灰色地帶，但一般而言，除非三軍統帥的命令明顯違反道德，否則服役軍人應可安心服從命令。原因在於，一般民眾往往並不知悉戰爭決策的細節。許多因素屬於「最高機密」，只有國家領導人才能掌握。因此，當三軍統帥宣告一場戰爭是正義的時，除非明確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否則應推定這場戰爭是正義的。如果明確知道這場戰爭是不義的，服役軍人就不得服從三軍統帥的指示。然而，若真遇到這種情況，服役軍人應先向教會求助，就具體情況下戰爭的道德性，徵詢主教們的意見。
死刑：在某些情況下，國家將人處死是正當的。但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情況已很罕見。只有一種情況可以接受死刑：國家判定，一名犯下死罪的罪犯對社會構成嚴重威脅，而保障社會安全的唯一手段就是將此人處死。然而，在考量這一點時，必須謹慎。事實上，在我們這個時代，大多數國家完全有能力合理確信，可以將危險的罪犯終身監禁，從而無須將此人處死，也能維護社會安全。
這裡的關鍵在於，國家對此人永遠不會逃脫一事，不必有絕對的把握——那種程度的確定性是不可能的。這裡所依循的原則，是合理地保護社會，同時承認犯下滔天罪行者仍具有人的尊嚴。我們所盼望的是他的皈依與悔改。
話雖如此，可以想見，在某些文化中，要將罪犯永久監禁並不那麼可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國家出於誠實且合理的判斷，認定死刑是保護社會免受這名罪犯危害的唯一方法，那麼死刑可能是容許的。
在這種情況下，這不算謀殺，因為這並非奪取無辜的生命，而且是由合法當局執行的。
其他「醫療倫理」方面的考量
現代道德抉擇的一個重要領域，就是醫學倫理。在耶穌的時代，醫學顯然不像今日這樣。因此，現代科學帶來了許多需要思考的新問題。以下是一些值得特別關注的議題。然而，這份清單絕非包羅萬象。因此，要能對現代醫學所提出的各種具體問題作出良好的道德抉擇，理解一般性的道德原則至關重要。
體外受精： 體外受精（IVF）是一種科學程序，將卵子從女性體內取出，再以男性的精子使其人工受精。在實驗室中完成受精後，便將受精卵植入女性的子宮，希望其中至少一個能在子宮壁上著床，從而形成妊娠。這個程序之所以不合乎道德，有兩個基本原因。
首先，即使在這種人工環境中能夠受孕，這仍違反天主為生育子女所訂立的自然法則。許多夫妻深切渴望擁有孩子，卻無法如願。這可能帶來深深的悲傷，促使夫妻尋求其他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務必留意：某項科學程序即使可能有效，也不表示使用它就必然合乎道德。體外受精如同將創造生命的行動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天主是生命的根源，祂也賜下了孕育生命的自然途徑。如果這種自然途徑未能帶來懷孕，仍有合乎道德的方法可以協助受孕，例如助孕藥物及自然家庭計畫。體外受精將生育子女的自然設計與懷孕分離，使懷孕脫離夫妻間的性行為。正因如此，教會經過分辨，認定這種做法違反天主的自然計畫，不應採用。
其次，體外受精伴隨著人類生命喪失的嚴重危險。通常，會讓數個卵子受精並加以植入，而在進行時已明知，這些剛開始的人類生命中，有些或大多數將無法存活。因此，採用這種方法，孕育出存活機會渺茫的人類生命，就是漠視每一個人類生命自受孕那一刻起所具有的神聖性。這觸及生命始於何時這個問題的核心。既然生命始於受孕，正如教會所教導、科學所肯定的，那麼，為了盼望這些新胚胎中至少有一個能存活，而在極其危險的條件下創造人類生命，便是不負責任且嚴重違反道德的行為。
話雖如此，如果一個孩子是以這種方法受孕並植入，繼而發育成熟、出生，我們必須明白，這個孩子並不會因為受孕方式的緣故，而少一分神聖或尊嚴。生命就是生命，每一個生命都是神聖而珍貴的。目的不能使手段正當化；然而，當這個「目的」是一個孩子時，無論男孩或女孩，都是神聖的，都應受到最有尊嚴的對待。
複製人： 任何複製人類的嘗試都是不道德的。其理由與上述體外受精的第一點非常相似。複製人破壞了天主為孕育新生命所安排的自然設計，因此既違反自然，也違反人的尊嚴。 同樣地，科學即使可能有能力做某件事，也不表示這樣做就是正確的。在這種情況下，進行複製人的實驗是嚴重違反道德的，絕不應嘗試。
器官移植： 耶穌說：「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若望福音 15:13）。這崇高的召叫可以透過許多方式實現，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容許正當的器官捐贈，以維護他人的生命與健康。
當然，如果捐贈器官會直接導致一個人死亡，這就是不道德的，因為這是奪取無辜者的生命。但是，當一個人已經死亡，或已被宣告「腦死」，便可以使用其器官來造福他人。
話雖如此，在摘取器官之前，必須在醫學上確定當事人已經腦死。這項醫學判定，應建立在合理且確定的結論上：如果撤除當事人的生命維持設備，他就會立即死亡。這正是關鍵所在。這可能涉及某種灰色地帶，因此必須格外謹慎，因為大多數器官都必須在人工生命維持設備仍運作、心臟仍在跳動時「摘取」。只有在確定腦死之後，才可以在當事人仍使用生命維持設備的情況下，合乎道德地繼續進行。在這種情況下，所持的理解是：只有身體仍活著，但這個人其實已經死亡。
其他「生命末期」的抉擇
我們每個人都會走到生命的終點。而大多數人也都會面臨一些關於親人生命終期的道德抉擇。為了在生命終期的各項決定上，以及應給予或可以不採取哪些照護與治療上，作出良好的道德抉擇，了解基本用語十分重要。
照護與治療： 首先，必須留意「照護」與「治療」之間的差別。照護是任何時候都必須提供的。這是人性基本尊嚴的要求。什麼是照護？照護涵蓋人的一切基本需要，例如食物、水、關愛、安慰和基本藥物。治療則涵蓋各種侵入性較高的醫療處置或藥物治療。
普通與特殊手段： 在作出醫療方面的道德抉擇時，一項極其重要、必須了解的關鍵區分，就是普通與特殊手段的區別。普通照護是任何時候都必須提供的，涵蓋基於人的尊嚴而必須滿足的一切基本需要。例如，營養與水分的補給幾乎總是屬於這一類（下文會進一步說明）。普通照護也包括基本衛生、情緒與靈性上的支持、舒適照護，以及任何不會造成過重負擔的醫療處置或藥物治療。
特殊照護與治療包括大多數以某種方式對當事人造成負擔的醫療處置。關鍵在於，治療本身就是一項負擔。在許多情況下，提供特殊照護是道德上的必要義務；但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拒絕提供特殊照護。以下幾個例子有助於說明。
假設有一個人罹患第四期癌症，而且必將死亡。 有一個選擇是使用高劑量化學治療來延緩病情惡化，但這極有可能使他感到非常不適，因而為他帶來沉重的負擔。 假設這個人已經95歲，在心理及靈性上都已準備好與耶穌相會。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拒絕具侵入性且負擔沉重的非常規化學治療，讓生命順其自然地走到終點，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假設有一個35歲的人，有幾個年幼的孩子。 他的癌症在早期就被發現，而醫師建議的化學治療可能有相當的機會奏效。 醫師說明，這些治療會帶來很大的負擔，並使他身體嚴重不適，但這是最好的選擇。 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選擇這項非常規照護。
主要的判斷因素，在於確定實際的治療本身是否對當事人造成過重的負擔。 這裡所說的負擔，可以是身體、心理，甚至經濟上的負擔。 換句話說，要求當事人接受這項治療，是否實在太過沉重？ 如果經過審慎判斷，認為這項治療確實超出當事人所能承受的程度，造成過重的負擔，那麼就可以拒絕。
另一個需要考量的因素，是醫療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所提供的治療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成功的機會，並且經醫師判定為無效，那麼在作出最後判斷時，就應認真考量這一點。對於既無效又造成沉重負擔的治療，可以予以拒絕。
另一方面，非常規措施也不一定要拒絕。 如果當事人能夠承受，也希望接受治療，並且相信益處大於負擔，那麼尋求這項治療也是可以的。
在判斷某件事是否負擔過重時，必須作出一個重要的區分。 有時，人會錯誤地認為，我的生命本身就是過重的負擔，因此拒絕各種治療，以加速死亡。 這是有問題的，因為我們絕不應作出所謂的「以生活品質為依據的決定」。 換句話說，若說我的「生活品質」太差，所以連常規治療也要拒絕，以減輕自己的痛苦，或減輕我的生命可能帶給親人的「負擔」，這是不恰當的。
必須分辨的是，所提出的治療是否負擔過重。 這與說我的生命負擔過重，是不同的。 例如，假設一個人患有重病，承受很大的痛苦。 有一項可以施行的醫療處置（例如用藥），而這項治療所造成的負擔很小，甚至完全沒有負擔。 是否可以因為當事人想要死亡、解除痛苦，就拒絕這項治療？ 不，這樣做並不恰當。 在這種情況下，目標是既要提供不造成負擔的治療，也要盡一切可能，幫助當事人面對痛苦。 必須在情緒、心理、靈性及身體各方面提供照護，幫助受苦的人。 然而，拒絕負擔很小或毫無負擔的基本治療，是一種藉由疏於照護而施行的安樂死。 只有在這類常規治療被判定為徒勞無益（無效）時，才可以拒絕。
營養與水分補給： 營養與水分補給是一個需要特別留意的領域。 應始終以常規方式提供營養與水分。 這表示，只要當事人還能進食和飲水，就應提供食物和水。 讓人挨餓是不對的。 關於食物和營養，人們最常難以抉擇的問題，涉及人工營養與水分補給。 這通常是指置入餵食管。
當一個人無法自行進食或飲水時，餵食管能讓他繼續獲得所需的基本照護。 對處於永久植物人狀態的人而言，尤其如此。 教會對此的明確教導是：除非符合以下兩種情況之一，否則管灌餵食應視為常規照護。
可以拒絕管灌餵食的第一種情況，是它徒勞無益。 所謂徒勞無益，例如，當事人無法從食物中獲取營養。 如果他罹患嚴重的胃癌，導致身體無法吸收食物，就可能發生這種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使用餵食管並無幫助，因此並非必要。 事實上，它甚至可能有害。
可以不使用餵食管的第二種情況，是當事人極度虛弱或年事已高，以致連置入餵食管這項醫療處置，都會造成過重的負擔。在這種情況下，若判定這項處置的負擔過重，就可以拒絕。然而，如果餵食管已經置入，而且所供給的營養確實有益於當事人的身體，就應繼續供給食物。
如上所述，所有以「生活品質」為依據的決定都應避免。不應藉由停止供給食物與水分，即使是以人工方式供給，來使一個人因飢餓而死亡。
在作出上述所有決定時，都必須仔細諮詢醫師，以確定醫療上的事實。 這項治療是否徒勞無益？ 治療的負擔有多大？ 成功的機會有多少？ 了解這些事實之後，就由親人盡其所能作出最妥善的判斷，依據上述醫療倫理的道德原則，作出良好的決定。
上限
尊重： 這條誡命召叫我們追求的最終目標，就是尊重每一個人。 我們必須尊重一切生命，從受孕的那一刻，直到自然死亡的那一刻。 尊重生命，意味著我們看見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尊嚴。 我們照顧未出生的孩子、受邊緣化的人、窮人、飢餓的人、長者和病人。 我們尊重並愛護家人、近人及所有人，因為他們都是天主的肖像。
尋求和平： 一個團體或國家所追求的最高目標，是尋求和平。 這首先意味著免於武裝衝突，也不讓人民受到壓迫。 但這也意味著營造一個環境與社會，為全體公民共同的福祉創造機會。 必須在全國各地，甚至跨越國界，鼓勵並支持慈善組織，不僅為了終止衝突，也為了促成愛與團結的文化。
實務上的考量
現在，讓我們看看大罪的三個條件如何適用於第五誡：
嚴重的事項：如上所述，違反這條誡命而構成嚴重罪過的方式有許多種。任何直接且蓄意殺害無辜者的行為，都是嚴重的。此外，嚴重的暴力、憤怒或疏忽，也都是嚴重的行為或失職。
充分的認識：幾乎每個人都知道，謀殺、嚴重暴力或嚴重疏忽都是嚴重的過錯。我們本來就知道不應傷害他人。第一章「錯誤的良心」一節已經舉例說明，一個人可能如何缺乏充分的認識。這裡就不再重複那個例子，你可以回到該節重溫一下。
意志完全的同意： 大罪的這項要件，或許最容易理解為較有可能減輕罪責的因素。暴力行為往往發生在盛怒與情緒極度激動的那一刻。這並不能使暴力變得正當，因為我們有責任節制自己的情緒與情慾。然而，我們可以設想，在突如其來、令人震驚的情況下，一個人未經深思，就做出了造成嚴重傷害的行為。
例如，有人回到家，發現配偶正在通姦。這令人震驚，也會激起極為強烈的情緒。假設受到驚嚇的配偶毫無預謀，突然憤而採取行動，就在那突發的憤怒行為中，殺死了通姦者。
顯然，這是非常令人悲傷的情況，而在這種情況下殺人也並不正當。然而，那種強烈的情緒可能意味著，這個人的罪尚未達到大罪的程度。就連多數國家的世俗法律，也承認預謀殺人與「暫時精神失常」之間有所不同。
此外，任何重大的影響因素，尤其是情緒方面的因素，都可能減輕嚴重違反這條誡命者的個人罪責。一如既往，這並不會使該行為變成善的，甚至也不會使它變成中性的；這只會減輕個人的罪責。
小罪：違反第五誡而構成小罪的方式有許多種。例如，苛刻、貶低、居高臨下或尖酸刻薄的話語，都可能「扼殺」他人的心靈。言語虐待會對他人造成很大的傷害，尤其當這種情況發生在家庭中時。
各種形式的憤怒、被動攻擊或惡意行為，都違反這條誡命。我們必須努力去愛並尊重完整的人，包括他的身體、心智與心靈。當一個人在心理、靈性或身體上受到傷害時，這條誡命就遭到了違反。當然，言語、情緒及靈性上的虐待，也可能達到重大事項的程度，但很多時候，仍屬於較不嚴重的小罪。
嫉妒也違反這條誡命。嫉妒與羨妒有所不同：羨妒比較偏向貪戀，是一種不健康的欲望，想要擁有別人所擁有的。人可能羨妒別人的財物、個人特質、社會地位或諸如此類的事物。嫉妒往往始於某種羨妒，卻又進一步化為某種傷害對方的行為。嫉妒是因他人所享有的美善而深感痛苦，並因此使人設法傷害對方。嫉妒總是伴隨著憤怒，但這份憤怒往往藏在內心，使攻擊變得更為被動而隱晦。
最後，即使我們只是疏忽怠慢，未能適當地扶助他人成長，也違反了這條誡命。我們有責任愛護並支持他人。當我們沒有這樣做時，就必須為這給他們帶來的不良影響負起部分責任。因此，忽略他人，未能給予我們理應給予的愛，也可能傷害他人。
另有電子書 & 平裝本
Amazon.com – Google Play – iTunes – Barnes and Noble
